自米莱(Javier Milei)上任以来,其政府对批评政权之记者媒体的侮辱、诽谤和威胁已司空见惯。此外,新政策也使既有的趋势恶化,如媒体所有权高度集中、缺乏透明度及新闻业日益不稳定等。
媒体环境
由自由主义启发的法律保障了信息权和言论自由,但由于公共政策的缺失和媒体所有权的集中,信息多元化受到影响。媒体行业的主要参与者 Clarín 集团在该国媒体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。La Nación、América、Indalo、Werthein、Fígoli、Octubre和Telefe等媒体集团的媒体及新闻网站Infobae极受欢迎。媒体受到政府和企业施压(特别是透过私人和公共广告的投放)。主要公共通讯社Télam于2024年关闭,对知情权造成沉重的打击。
政治环境
言论自由是阿根廷人重视的一个原则。近数十年来,在政治与商业利益的驱使下,政治对立、分化与仇恨言论直接影响媒体产业,使分析与信息的质量下降。与国家各种社会、经济和政治方面相关的敏感议题已被排除在公共辩论之外,而媒体的议程现在极度集中于大城市,尤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。2023年当选的极右翼候选人哈维尔·米莱正在推动对记者的敌意,并发动攻击以诋毁批评他的政策的媒体和记者——这些攻击在他的支持者中得到了广泛的回应。
法律环境
宪法保障着新闻自由。自1983年恢复民主以来,立法摆脱了前几十年的专制原则。藐视法庭罪、诽谤罪和侮辱罪已从刑法中废除。对虚假信息或诽谤的赔偿限于民事范围内,消息来源的保密性和职业秘密得以保障。然而,仍然存在通过经济压力等更隐晦的手段来压制记者的企图。而在限制审查方面,立法进展甚微或根本没有。总统哈维尔·米莱明确表示,他打算关闭或私有化国有媒体,并不再为社区媒体提供资金,这将使新闻和信息生态的系统变得更为贫瘠。
经济环境
阿根廷的媒体仍然遭受着过去十年持续的经济困难的影响,这使得(媒体)就业和资源更加不稳定。最强大的媒体属于与电信、石油和公共工程行业相关的少数几大集团。几乎所有旨在打击媒体所有权集中和媒体利益冲突的法规都在2015年至2019年间被废除。国家在广告分配、税收减免和合同授予方面扮演了一个模糊的。本应维护大众、促进多样性与监督电信市场的机关极为依赖当前的政府,米莱的政府已解散其中多数机关,用以保障可靠信息获取权利的政府计划同样遭到终止。
社会文化环境
阿根廷是一个对比鲜明的国家,庞大的大都会布宜诺斯艾利斯居住着30%的阿根廷人口,此外还有20个中等规模的城市,以及广袤的人口稀少的地区。虽然全国各地都能接触到现代文化,但新闻业制作和传播的条件差异很大。由于政治分化及米莱领导的极端保守派政治运动崛起,不容异己的程度及网络和现实暴力事件更为严重,这些攻击往往在警方的支持下发生。
安全性
自摄影记者José Luis Cabezas于1997年遭到谋杀后,就再也没有记者遇害。除少数几名记者在骚乱中被捕之外,也没有任何人遭到拘留,且被捕者在不久后便获释。然而,记者可能受到犯罪组织(毒品、人口贩运和保安部队的贪腐)恐吓,或在大型示威活动中遭警察施暴。一般而言,远离主要城市的地区较常发生袭击。记者经常在社交媒体上遭受语言暴力、污名化与骚扰。